广东东莞的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，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，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。通过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获得刑事减刑的判例，在东莞已超过30宗。法院希望通过这种探索，使被害人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维护。
　　赔钱减刑，听起来比较新鲜，念起来比较顺口，但思量起来却比较怪诞。赔钱是前提，减刑是结果，其包含的逻辑很像市场哲学，说到底是一种钱与刑的交易，至于是否算等价交换，就另当别论了。
　　不可否认，法院进行这种赔钱减刑尝试的初衷应该是符合情理的。试想，即使将被告人送上法庭送进监狱或者刑场，原告又能得到什么？被告人给原告造成的困顿和伤害，并不会因此减轻。而赔钱减刑的做法，多少给原告一些经济补偿，足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，从某种程度上也确实维护了被害人的利益，不失为一种“双赢”之策。
　　然而，深究起来，这种以经济损失赔偿作为减刑参考因素的做法，隐含诸多弊端，甚为不妥。
　　一是混淆法律概念，钻了法律空子。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副院长认为，依法规定，被告人能够采取措施挽回损失，使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尽量减小，这一做法可以成为依法减刑的情节。根据这一解释，实施“挽回损失”措施的应该是被告人，其目的在于尽量减少“社会危害性”。而被告人的过错已经造成，“社会危害性”已经客观存在，进行经济补偿的只是被告人的亲属，实际上是“积极营救”而非被告人“积极作为”。 跟受贿罪中受贿人的退赃行为，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。赔钱减刑的做法偷换概念，打了法律的“擦边球”。
　　二是混淆社会视听，动摇了司法公正。法律的生命在于公正，宪法明确规定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。”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。”俗话说，法不容情，即使合情理但不合法律的事情，也得尊重法律的裁决。而这种赔钱减刑的做法，显然动摇了法律应有的严肃性、公正性，影响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司法公正的信仰。
　　三是钱大于法，助长了金钱万能意识。法不容情让位于“法能容钱”，显示了金钱在法律面前的“威力”。即便是不容撼动的法律，也在金钱面前显示出“俯首低眉”的态势，越发令人深信“金钱能使鬼推磨”，进一步助长了拜金主义。
　　四是花钱买刑，纵容了违法犯罪。赔钱减刑，客观上削弱了打击犯罪的力度，使一些应该严惩的犯罪分子逃避了法律的制裁，从而更加肆意践踏法律，增加了抗法反侦查能力，变本加厉地危害社会。
　　五是金钱至上，加剧了贫富对立。在法律适用上不恰当地引入金钱标准，难免使人质疑，有钱人犯罪，受到的处罚会比没钱人轻？这使得业已存在的贫富分化和对立矛盾更加尖锐，势必影响社会和谐。
　　建设和谐社会是时代主流，坚持以人为本是基本原则，在新形势下的司法实践中，法不容情自然值得斟酌，而单纯以金钱为考量因素，搞“法能容钱”的尝试，却似乎走了另一个极端，着实值得商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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